起初，主父偃在齐、燕、赵等地游历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，当地的儒生们一起排挤他，容不下他；他家境贫寒，四处借贷也借不到钱，于是就西行入关，到皇宫门前上书。早上呈上奏章，晚上就被召见。他所讲的九件事，其中八件是关于律令方面的；一件是劝谏汉武帝不要攻打匈奴，他说：“《司马法》里讲：‘国家虽然强大，但是喜欢打仗就一定会灭亡；天下虽然太平，但是忘记战争就一定会有危险。’愤怒是违背道德的，战争是凶险的事情，争斗是微不足道的小节。那些一心追求战争胜利，穷尽武力的人，没有不后悔的。
以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后，追求胜利的脚步不停，还想攻打匈奴。李斯劝谏说：‘不行啊。匈奴没有固定居住的城郭，也没有囤积物资的仓库，他们像鸟儿一样迁徙，很难控制。如果派轻装部队深入，粮食必然断绝；如果带着粮食行军，又因为辎重太多而贻误战机。就算得到他们的土地，也没什么好处；得到他们的百姓，也没办法调教并守住。打了胜仗一定要杀死他们，这不是为民父母该做的事；使中原地区疲惫不堪，只是为了让匈奴称心快意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。’秦始皇不听，就派蒙恬带兵攻打匈奴，开辟了千里土地，以黄河作为边界。但那片土地本就是水泽、盐碱地，不长五谷。之后又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，军队在外暴露十多年，死的人数都数不清，最终还是没能越过黄河向北推进。这难道是因为人力不足，武器装备不齐全吗？是形势不允许啊。又征调天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，从东陲、琅邪等沿海郡县，辗转运输到北河，大概要耗费三十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。男子拼命耕种，也不够供应粮饷，女子纺纱织布，也不够做营帐帷幕。百姓疲惫不堪，孤寡老弱都无法得到赡养，道路上死去的人随处可见，天下百姓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背叛秦朝的。
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，在边境地区开拓土地，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，就想攻打他们。御史成进劝谏说：‘不行啊。匈奴的习性，像野兽一样聚集，像鸟儿一样分散，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。现在以陛下您的盛德去攻打匈奴，我私下觉得很危险。’高皇帝不听，于是向北进军到代谷，果然发生了平城之围。高皇帝大概非常后悔，就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，之后天下才不再有战争之事。
匈奴很难制服，不是这一代才这样；抢劫侵犯，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上溯到虞、夏、殷、周时期，本来就不按对待普通人的方式来要求他们，而是像对待禽兽一样畜养他们，不把他们看作和中原人一样。如果不借鉴虞、夏、殷、周的做法，却遵循近代的错误，这是我最担忧的，也是百姓所困苦的地方。”
严安上书说：“当今天下的百姓，使用财物奢侈浪费，车马、衣服、住宅，都竞相装饰得很华丽。调配五声使其有节奏，混杂五色使其有花纹，把多种美味摆在面前，以此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欲望。百姓的心理，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要，这是在引导百姓奢侈啊；奢侈却没有节制，就会无法供给，百姓就会离开农业这个根本，而去追求商业这些末节。末节的东西不能平白得到，所以士大夫们不怕欺诈，持刀的人甚至以杀人抢劫为荣，而世人却不觉得羞愧，因此犯法的人越来越多。我希望能为百姓制定制度来防止他们过度奢侈，使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，从而让他们内心平和；人心稳定了，盗贼就会减少，刑罚也会减少，阴阳和谐，万物就会繁盛。以前秦始皇心意放纵，想威震海外，派蒙恬带兵向北攻打匈奴，又派尉屠睢率领水军攻打南越。在那个时候，秦朝北边与匈奴结怨，南边在南越陷入困境，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，前进了却无法后退。过了十多年，成年男子都穿上铠甲打仗，成年女子转运物资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很多人在路边树上上吊自杀，死的人接连不断。等到秦始皇驾崩，天下大乱，秦朝灭亡，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灾祸啊。所以周朝因为太弱而灭亡，秦朝因为逞强而灭亡，这都是不知道变通带来的祸患。现在我们开辟西夷，让夜郎来朝拜，使羌、僰归降，夺取薉州，修建城邑，深入匈奴境内，烧毁他们的龙城，议论的人都赞美这些事。但这只是臣子的利益，并非对天下有利的长久之计。”
徐乐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天下的祸患，在于土崩，而不在于瓦解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。
什么叫土崩呢？秦朝末年就是例子。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，也没有一寸土地，他既不是王公贵族、名门望族的后代，在乡里也没有什么好名声，没有孔子、曾子、墨子那样的贤能，也没有陶朱公、猗顿那样的财富；然而他从穷街陋巷中奋起，挥舞着戟矛，袒露一臂大声呼喊，天下人就像跟风一样响应他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，下面的人怨恨而上面的人却不知道，社会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却没有整治。这三点，就是陈涉起事所凭借的条件，这就叫土崩。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。
什么叫瓦解呢？吴、楚、齐、赵等七国的叛乱就是例子。七国谋划叛乱，他们都号称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，带领着几十万军队，威势足以震慑国内，财富足以奖励士兵百姓；然而他们却不能向西侵占哪怕一寸土地，反而自己在中原被擒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并不是他们的权势比普通人还轻，兵力比陈涉还弱。在那个时候，先帝的德政还没有衰败，安于本土、乐于旧俗的百姓很多，所以诸侯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，这就叫瓦解。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瓦解。
这两种情况，是国家安危的关键，贤明的君主一定要留意并深入考察。
近来，关东地区粮食多次歉收，年景还没有恢复，百姓大多穷困，再加上边境战事不断，按照常理推断，百姓应该有不安于现状的了。不安于现状，就容易骚动；容易骚动，就形成了土崩的形势。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洞察万物变化的根源，明白安危的关键，在朝廷上采取措施，消除还没有形成的祸患，关键就是要让天下不出现土崩的形势罢了。”
奏书呈上后，汉武帝召见这三个人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原来都在哪里啊，怎么这么晚才和你们相见！” 于是任命他们三人为郎中。
主父偃尤其受到汉武帝的亲近和宠幸，一年之内多次升迁，做到了中大夫。大臣们都害怕他那张嘴，送给他的贿赂累计有千金之多。有人对主父偃说：“你太蛮横了！” 主父偃说：“我活着的时候要是不能享受五鼎食的富贵，死的时候就甘愿受五鼎烹的刑罚！”
评论
这段历史详细记录了汉武帝时期多方面的重要事件，展现出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、军事与社会风貌。在军事上，汉匈冲突不断，卫青崭露头角，而李广等将领则命运各异，反映出战争的残酷与不确定性，也凸显了汉武帝用人策略对战争走向的影响。经济上，对商用车征税、开凿渠道等举措，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。政治方面，通过推行举孝廉政策以及对不举者治罪，加强了人才选拔与官场管理。
主父偃、严安、徐乐三人的上书更是从不同角度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思考。主父偃谏伐匈奴，回顾历史指出穷兵黩武的危害；严安关注社会风气与经济本末问题，批判奢侈之风并强调稳定农业的重要；徐乐则从国家安危的层面，分析土崩与瓦解两种形势，提醒君主关注百姓疾苦以防止土崩之势。这些谏言反映出当时有识之士对国家长远发展的忧虑与思考。然而，主父偃虽得宠却行事蛮横，侧面反映出权力对人的影响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国家的治理需要综合考量军事、经济、政治等多方面因素，用人要谨慎，同时，统治者应善于倾听不同声音，关注民生，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