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光元年（公元前43年）

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，起初因特立独行、刚正不阿在朝廷中闻名，他多次得罪皇亲国戚，很多在位官员都说他的坏话。后来因为在春夏时节关押审讯犯人，他被调任城门校尉。诸葛丰于是上书告发周堪、张猛的罪行，汉元帝认为诸葛丰的行为不正当，就下诏给御史说：“城门校尉诸葛丰，之前和光禄勋、光禄大夫周堪、张猛在朝廷共事时，多次称赞周堪、张猛的优点。诸葛丰之前担任司隶校尉，不顺应四季变化，修订法度，专门施行苛刻残暴的手段来获取虚假的威严；朕不忍心将他交给司法官吏处置，就让他担任城门校尉。但他不自我反省，反而怨恨周堪、张猛，想报复检举他们，告发没有证据的言辞，宣扬难以验证的罪行，肆意诋毁或赞誉，不顾之前说过的话，这是严重的不诚信行为。朕怜悯诸葛丰年老，不忍心对他施加刑罚，就免去他的官职，让他成为平民！”又说：“诸葛丰说周堪、张猛没有树立起忠贞诚信的名声，朕同情他们而不追究，又可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充分施展，就将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，张猛降职为槐里令。”

司马光评论说：诸葛丰对于周堪、张猛，之前赞誉后来诋毁，他的目的并非是为朝廷举荐贤才、去除奸佞，只不过是想结党营私、谋求晋升罢了。这和郑朋、杨兴之流没什么两样，哪里算得上刚正不阿呢！作为君主，要明察善恶，分辨是非，通过奖赏来鼓励善行，通过惩罚来惩治奸恶，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。如果诸葛丰说的是事实，那么诸葛丰就不应该被黜免；如果他是在诬陷，那么周堪、张猛又有什么罪过呢！如今对双方都加以责备并弃用，那么善恶、是非究竟在哪里呢！

贾捐之和杨兴关系很好。贾捐之多次批评石显，因此得不到官职，也很少能再被皇帝召见；杨兴最近因为有才能而受到皇帝宠幸。贾捐之对杨兴说：“京兆尹这个职位空缺，如果我能见到皇上，推荐你杨兴，你马上就能当上京兆尹。”杨兴说：“你贾捐之写文章，那言语精妙天下无双；要是你能当上尚书令，比五鹿充宗强太多了。”贾捐之说：“要是我能取代五鹿充宗，你杨兴当上京兆尹，京兆尹是郡国之首，尚书令是百官之本，那天下就能真正大治，我们这些士人也就不会被埋没了！”贾捐之又批评石显，杨兴说：“石显现在正得宠，皇上信任重用他；现在想要晋升，就听我的计策，暂且迎合他的心意，这样就能得到晋升机会了！”贾捐之就和杨兴一起写了举荐石显的奏章，称赞石显的优点，认为应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，任用他的兄弟担任各部门的官员；又一起写了举荐杨兴的奏章，认为杨兴可以试任京兆尹。石显得知后，报告给汉元帝，汉元帝就把杨兴、贾捐之关进监狱，让石显审理他们。石显上奏说：“杨兴、贾捐之心怀欺诈，互相举荐赞誉，想要谋取高位，欺君罔上，大逆不道！”最终贾捐之被判处死刑，杨兴则被剃去头发、戴上刑具，罚做城旦。

司马光评论说：君子用正道去攻击邪道，尚且担心不能成功。何况贾捐之用邪道去攻击邪道，他能免于灾祸吗！

清河王刘竟被改封为中山王。

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越来越多，边塞附近的禽兽都被捕猎殆尽，单于有足够的力量自卫，不再畏惧郅支单于，他的大臣们大多劝单于回到北方。过了很久，单于最终回到北方王庭，部众也逐渐归附他，匈奴于是安定下来。

永光二年（公元前42年）

春天二月，大赦天下。

丁酉日，御史大夫韦玄成担任丞相；右扶风郑弘担任御史大夫。

三月壬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

夏天六月，大赦天下。

汉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、日食这些异常现象的原因，匡衡上疏说：“陛下具备圣德，开辟了太平之路，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禁令，连年实行大赦，让百姓能够改过自新，这是天下人的大幸！但我私下观察，大赦之后，奸邪行为并没有减少停止，今天大赦，明天就有人犯法，接着就被关进监狱，这大概是引导百姓的方法不得当。如今天下的风气，贪图钱财，轻视道义，喜好声色，崇尚奢侈浪费，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，婚姻结成的朋党势力强大，人们苟且迎合，心存侥幸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；如果不改变这种风气的根源，即使每年都大赦，刑罚也难以搁置不用。我认为应该大刀阔斧地彻底改变这种风气。朝廷，是天下的支柱。朝廷上如果有激烈争吵的言论，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；上面有独断专行的官员，下面就会有不谦让的人；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大臣，下面就会有相互伤害的心思；上面有贪图私利的臣子，下面就会有盗窃的百姓；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。治理天下的人，要谨慎地选择倡导什么。推行教化，不是挨家挨户去劝说每个人；而是让贤能的人在位，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，朝廷崇尚礼仪，百官相互敬重谦让，道德的推行，从内到外，从身边的人开始，这样百姓就知道该效法什么，不知不觉地一天天向善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商都整齐美好，是四方的榜样。’如今长安，是天子所在的都城，百姓亲身承受圣上的教化，然而这里的习俗和远方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从郡国来的人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，有的反而看到奢侈浪费的行为就去效仿；这是教化的根本，风俗的关键，应该首先加以纠正。我听说天人之间，精气灾异会相互影响，善恶会相互作用，下面发生的事情会在上面有所反映，阴气变化会使静止的东西变动，阳气被遮蔽会使光明变得昏暗，水旱灾害会随之而来。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，怜悯百姓，应该减少奢靡浪费，考察制度，亲近忠诚正直的人，远离奸巧谄媚的人，崇尚至高的仁爱，纠正不良风俗，让道德在京城得到弘扬，美好的声誉传播到边疆之外，这样才能实现大治，兴起礼让之风。”汉元帝很喜欢他的话，将匡衡提拔为光禄大夫。

荀悦评论说：大赦，是根据当时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，不是常规的制度。汉朝建立之初，承接秦朝战乱之后，是极为愚昧的时代，几乎家家都有人可被判刑，所以设立约法三章，颁布大赦令，清除不良风气，与百姓重新开始，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。后世继承了这种做法，沿袭而不改变，就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。像惠帝、文帝时期，就没有大赦。到孝景时期，七国叛乱，各种异心纷纷出现，奸诈行为不止一种；到武帝末年，赋税徭役繁重，盗贼蜂起，再加上太子事件、巫蛊之祸，天下动荡不安，百姓生活困苦，人人自危；到光武帝时期，是在平定乱世之后：像这些情况，就适合实行大赦。

秋天七月，陇西的羌人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，汉元帝下诏召集丞相韦玄成等人进宫商议。当时，农业连年歉收，朝廷正为此担忧，又遭遇羌人叛乱，韦玄成等人都默不作声，没有人回应。右将军冯奉世说：“羌人贼寇在边境之内反叛，如果不及时诛杀，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夷，我愿意率领军队去讨伐他们！”汉元帝询问需要用兵的数量，冯奉世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，不会多次征兵，粮草也不会多次运输，所以军队不会长期在外作战，而上天的惩罚能迅速决断。以前多次对敌人估计不足，导致军队遭受挫折损伤，多次征调兵力，就会拖延时间，耗费巨大，军队的威武也会受损。如今反叛的羌人大概有三万人，按照常规应该加倍用兵，需要六万人。不过羌人，只是使用弓箭长矛的军队，武器并不锋利，四万人就可以。一个月就足以解决问题。”丞相、御史、两位将军都认为：“百姓正在收割庄稼，此时不宜大量征调兵力，征调一万人去屯守，就足够了。”冯奉世说：“不行。天下遭受饥荒，兵马瘦弱疲惫，防守和作战的准备长期荒废没有整顿，夷狄有轻视边境官吏的心思，而羌人率先发难。现在用一万人分散屯守几个地方，敌人看到兵力少，肯定不会害怕。打起仗来会使军队受挫，防守又无法救助百姓，这样，怯懦软弱的情形就会暴露。羌人会趁机得利，其他部落也会一起响应，相互煽动而起，我担心汉朝的战事动用的兵力就不止四万了，这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。所以少发兵而拖延时间，和一举迅速解决问题，两者的利害相差极大。”冯奉世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但没有被采纳。汉元帝下诏，增加两千兵力。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，以“将屯”的名义出征，典属国任立、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副将，到达陇西后，分三处屯守。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人交战，羌人兵力众多，两名校尉都被打败，被杀。冯奉世详细上报地形和敌军部众数量等情况，希望再增加三万六千人，才足以解决战事。奏书呈上后，汉元帝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。八月，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，协助冯奉世。冬天十月，兵力全部到达陇西，十一月，一起进军，羌人被打得大败，斩杀数千人，其余的都逃出塞外。战事还未结束时，汉朝又征募士兵一万人，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，还没出发，就听说羌人已被打败，于是返回。汉元帝下诏撤回官吏和士兵，留下一些人屯田，守备要害之处。

评论

汉元帝永光元年至二年，西汉王朝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，这些事件对王朝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朝堂政治方面，官员之间的斗争与皇帝的决策失误尽显。诸葛丰前后对周堪、张猛态度的转变，并非出于公心，而是为个人私利，这种行为反映出朝廷内部结党营私之风盛行。汉元帝未能明辨是非，对诸葛丰的不诚信以及周堪、张猛可能遭受的诬陷处理不当，使得朝廷风气愈发浑浊。贾捐之与杨兴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高位，结果被石显利用，不仅自身获罪，也凸显出石显等奸佞在朝廷的权势。这一系列事件表明，当时朝廷政治生态恶化，正直之士难以立足，奸佞之徒肆意妄为，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与决策的公正性。

经济与民生层面，农业连年歉收，百姓生活困苦，反映出当时经济面临困境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羌人的反叛，朝廷在军事决策上出现分歧。冯奉世对局势判断准确，提出合理的用兵策略，但未被采纳，导致初期战事不利。这既显示出朝廷在应对边疆危机时的迟疑与短视，也体现出其对民生与军事行动之间平衡的把握失当。虽最终增兵平定羌乱，但前期的决策失误可能已对边疆稳定和百姓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。

文化与社会风气上，匡衡指出当时社会贪财贱义、奢侈之风盛行，教化失效，建议从朝廷自身做起，改变风气。这表明当时社会风气亟待扭转，而朝廷作为引领者，其行为和决策对社会风气的塑造至关重要。荀悦对大赦制度的评论，也从侧面反映出朝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，一些政策未能与时俱进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
总体而言，永光年间的西汉王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多方面都暴露出严重问题。皇帝在用人、决策上的不足，加剧了朝廷的混乱；经济困境与边疆危机相互交织，考验着王朝的应对能力；不良的社会风气又影响着国家的凝聚力和发展潜力。这些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，西汉王朝的衰落将难以避免。